【政党与国家治理】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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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复兴党的

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

韩志斌  薛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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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文明交往理论来审视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克复兴党的形成，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阿拉伯传统文明互鉴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潮和实践成果。复兴党在伊拉克兴起并执政35年，其“因”有四：一是伊拉克复兴党从首次执政经历获得重要启示；二是扩大统治基础且建构“魅力型统治”；三是推行石油国有化举措以实现经济独立；四是利用石油美元加强对国家的控制。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倒台之“训”亦有四：一是盲目发动两伊战争削弱了复兴党治国理政的基础；二是海湾战争受挫加剧了复兴党的颓势；三是制度化权力的缺失弱化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执政根基；四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伊拉克的实践存在错位。伊拉克复兴党的倒台对伊拉克本身、域内外局势均产生较大影响。复兴党作为一种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像是活生生的民众与具有边界的国家，其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尽管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但作为民众的想象会一直印在阿拉伯民众的脑海之中，并深刻规范着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方向。复兴党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化文明大潮。

关 键 词    伊拉克  复兴党 萨达姆  复兴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69）；薛亦凡，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69）。

在中东政党理论与实践个案中，伊拉克复兴党以其特殊的理念、行为模式、严谨的政治组织体系和有效的治理方式而驰名于中东，伊拉克复兴党政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伊拉克复兴党理论与实践作为中东民族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是阿拉伯思想家哲学抽象、理性认知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推动阿拉伯民族统一以及经济上践行社会主义是其核心理念，其特点则表现为付诸革命民族主义与中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与实践互动，并对中东地区秩序、国际秩序与当代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致使伊拉克复兴党倒台，旋即发生的什叶派崛起和“什叶派地带”的形成、阿拉伯变局以及“伊斯兰国”肆虐等，均与伊拉克复兴党倒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百年征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历史语境下，深入研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东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总结其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教训，挖掘其现实影响，梳理伊拉克复兴党的历史教训及影响，对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国外学者特别关注复兴党起源、伊拉克复兴党政治、经济治理，以及历史认同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建构。国内学者则偏好在伊拉克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考察伊拉克复兴党，相比之下对复兴党本身的研究略显薄弱。笔者从2003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著述，对伊拉克复兴党的原初理论、政治认同、历史认同以及全球化对其影响等相关命题进行了研讨。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及当代学者对伊拉克复兴党问题探究的基础上，将伊拉克复兴党纳入一个开阔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反省伊拉克复兴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审视其对伊拉克国家本身、中东域内外局势的深远影响，从而达到对相关命题的历史哲学思考。

从复兴社会主义到伊拉克

复兴党的成立

伊拉克复兴党的理论基础是复兴社会主义。自从东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来，具有悠远历史的中东民族主义即不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一方面，爬梳和理顺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脉络；另一方面，深思和挖掘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厚重传统，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往乃是复兴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情境和现实缘由。

（一）复兴社会主义与复兴党的创立

从复兴社会主义到复兴党的创立，历经一个复杂的过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社会主义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初步形成。当时，社会主义流派纷呈，主张各异，复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支。复兴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过程历经3个阶段，其中阿弗拉克（Aflaq）和比塔尔（Bitar）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阶段，成立研究社团。1940年，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大马士革建立名为“阿拉伯复兴运动”的研究社团，每逢周五讲学，并出版宣传册。第二阶段，发起“阿拉伯复兴运动”。1943年7月，阿弗拉克首次将“阿拉伯复兴运动”的组织称为“阿拉伯复兴党”，将“统一阿拉伯民族是永恒的使命”作为复兴党的诉求。第三阶段，成立合法政党。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复兴党”获准成立，《复兴报》随之创刊。1947年，复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据官方资料记载，包括大马士革大学的黎巴嫩和约旦知识分子在内，叙利亚共有200名代表参会。大会选举阿弗拉克为复兴党领导人，其目标是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4月7日，复兴党发表了最后公报，公报主要涉及复兴党在国际关系、阿拉伯国家内外政策等方面的政治立场。

（二）复兴党组织结构的特点

正如美国已故学者V.O.凯（V.O.key）所说：“复兴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党员集体行动的方便。”但复兴党的功能与西方政党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因为二者有不同的发展环境，其组织结构与西方政党大不相同。

第一，复兴党具有十分严格的等级体制。复兴党的基层是支部（cell），最高组织机构是“民族指挥”和秘书处，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民族指挥”是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决策机构，经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责有二：领导各国复兴党组织；阐述复兴党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地区指挥”是复兴党在阿拉伯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其职责主要是传达执行“民族指挥”的决定，向“民族指挥”汇报工作。“地区指挥”以下的复兴党组织机构分为支部（cell）、支队（company）、分支（division）和分局（branch）四级。

第二，复兴党严格把控党员的发展工作，入党手续繁琐。由“支持者”“赞助者”到党员是入党必经阶段，转为正式党员前尚需成为候补党员和实习党员。

第三，复兴党纪律严明，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复兴党各级别之间系垂直联系，不能越级。党内纪律严明，处分等级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降低党内级别、留党察看及开除出党。各级别内部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避免两种倾向：既不能权力过分集中，形成独裁；也不是滥用民主，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党内分裂。

（三）伊拉克复兴党的成立

伊拉克复兴党是复兴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伊拉克并付诸实践的产物。按照安德森的观点，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植根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根源、民族意识、移民、语言模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有关。伊拉克复兴党的缘起也具有以上特点，即通过阿拉伯地区的留学生，将阿拉伯民族主义文化意识与反对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将“想象的共同体”付诸实践行动。复兴社会主义通过以下人员传入伊拉克：一是在伊拉克学习或教学的叙利亚知识分子。二是来自亚历山大塔勒地区的年轻人。1939年，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塔勒地区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被迫到伊拉克学习或定居。这些人受到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热情欢迎，他们进入中学、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取得学位的学生担任学校教师。三是来自阿拉伯其他地区的留学生。例如，阿布·卡塞姆·穆罕默德·卡鲁（Abu Qasim Muhammad Karu）来自突尼斯，在伊拉克就学时加入复兴党。

伊拉克复兴党创建者是阿卜杜·拉赫曼·达明（Abd al-Rahmanal-Damin）和阿卜杜·哈里格·胡达里（Abd al-Khaliq al-Khudayri）。1947年，他们参加了复兴党第一次成立大会，成为复兴党党员。1949年，他们回到伊拉克成立了复兴党支部，达明为第一届秘书长。1951年，伊拉克复兴党成员有50人。到1952年，其成员翻了一番。20世纪50年代初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等军校学生加入复兴党，成为骨干力量。1954年，里卡比成为伊拉克复兴党的秘书长。在里卡比的领导下，复兴党在伊拉克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其学说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据当时警察局的档案记录，到1955年，伊拉克复兴党成员有289人。早期的伊拉克复兴党人大都是什叶派以及里卡比的亲朋好友。1958年7月革命后，伊拉克复兴党活动公开化。据里卡比估计，复兴党吸收了300多个成员，拥有12 000名支持者。

按照约翰·普拉默那茨（John Plamenatz）的观点，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常常以政治形式出现在国际政治视野，表现为两种类型：即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民族主义，以及以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主义。但复兴社会主义不纯粹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克复兴党的形成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传统文化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互动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和实践成果。正如鲍尔·斯穆德（Paul Sigmund）所说：“现代民族主义是西方思潮影响当地传统社会的结果，也就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副产品，不论是泛非主义、泛美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是源于西方的，不论其称呼是非洲、阿拉伯或者亚洲，他们的思潮实际上是西方的民主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土文化交往和融合的产物。”彭树智先生也说：“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无疑是‘复兴党政治模式’的大背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构成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种模式中的独特结合。”所以，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克复兴党的形成，只不过是当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交往全球化延伸进程中的一个现象。

伊拉克复兴党兴起

并长期执政之“因”

从1968年复兴党正式执掌伊拉克政权，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复兴党下台，复兴党在伊拉克执政35年。在此期间，复兴党全面复活了伊拉克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民众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复兴党的号召与理论家的证明之下，复兴党演变成神圣的文化符号，在民众中激发了巨大的凝聚力。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合法性交织在一起，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最终成为伊拉克统治性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力量。复兴党能在伊拉克兴起并执政35年，其“因”有四：

（一）伊拉克复兴党从首次执政经历获得重要启示

1963年2月8日，复兴党军官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发动起义，这次革命发生在穆斯林莱买丹月，故称“莱买丹革命”。革命成功后，复兴党成立了革命指挥民族，任命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Abd Salam Arif）为临时政府总统。但随后，伊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Revolutionary Command）拉克复兴党领导层出现分歧。1963年11月18日，阿里夫借复兴党内部矛盾之际发动政变，复兴党民族与地区指挥成员被软禁，标志着复兴党第一次执政失败，但它至少给伊拉克复兴党带来五方面启示：

第一，需形成复兴党的内部团结。当时伊拉克复兴党内部有三大派别：一是右派组织，要求延迟社会主义革命，与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合作，坚信其他民族主义者有朝一日会成为复兴党的一员。二是左派组织，坚决执行复兴党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该组织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警告右派过分依靠军队中非复兴党成员的行为极为危险，这些非复兴党人总有一天会执掌政权。三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包括总理贝克尔，主张协调左右两个派别，希望双方在某些事情上合作，保持伊拉克复兴党的团结。1963年10月，在复兴党第六次民族指挥会议上，伊拉克复兴党内部的矛盾达到白热化。伊拉克复兴党内部的矛盾导致政权的垮台，“莱买丹革命”功败垂成。伊拉克学者瓦西姆·拉法特·阿卜杜·马吉德对此有深刻思考：伊拉克复兴党党内各派缺乏“伊拉克国家至上”的信念感，他们在行政系统中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派系冲突优先于国家发展考量，稳固政权让位于党同伐异。

第二，需团结前政权的支持者。首次掌权后的伊拉克复兴党镇压卡塞姆政权的支持者，逮捕巴格达大学的学生、教师，造成人心惶惶，未被逮捕的教师大都逃到科威特、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地。“莱买丹革命”后的伊拉克师资缺乏，教育水准低下，只好从邻国聘请教师。

第三，需积累政治经验。复兴党领导人大都年轻而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只想着如何推翻卡塞姆政权，但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并没有计划与蓝图。当他们发现梦想成真时竟不知所措，只好求助于其他民族主义者来管理国家。1963年，一些复兴党成员在总结教训时写道：“在伊拉克，复兴党作为动员力量是成功的，但是作为治理工具却是失败的。其领导人在政治治理方面缺乏经验。复兴党从一个秘密组织一跃成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忽视了统治技巧与策略的重要意义。”

第四，需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莱买丹革命”后，复兴党宣布社会主义必须在阿拉伯民族统一后才能实现，但其后来认为，为吸引工人与农民的支持，革命需实行社会主义，且将时间限定在5年之内。复兴党党员在总结“莱买丹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复兴党还没有界定其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上台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他们也没有理解复兴党在伊拉克生存的条件。

第五，需处理好库尔德问题。在推翻卡塞姆政权的过程中，复兴党曾经得到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其条件是允诺库尔德人实行自治。但是执政后复兴党并未兑现诺言，否认库尔德民族党的自治地位。随之，二者发生冲突。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有三：一是从军事、经济上削弱了复兴党的力量；二是与库尔德人数月的持久冲突影响了伊拉克经济的有效运行；三是造成复兴党没有时间专注于国家治理，失去了赢得民心的有效时机。1965年4月，复兴党在大马士革举行第八次民族指挥会议，强调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复兴党第一次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扩大统治基础且建构“魅力型统治”

1968年7月，伊拉克复兴党再次发动政变且推翻了阿里夫政权，登上伊拉克政治舞台。第二次上台的伊拉克复兴党遇到的棘手难题是如何获得合法的统治、得到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而其途径则是构建魅力型政府。要想构建一个魅力型政府，复兴党政治精英就必须消除各种敌对力量，树立自己的威信。

第一，复兴党政府接连通过了两部临时宪法，并多次对其进行修订，逐步完善国家法律基础。宪法主要内容有：一是界定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是享有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二是宣布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三是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四是明确了政府组织机构，即革命指挥委员会、国民大会、总统和司法部。宪法的颁布使国家权力得以划分，不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互相监督。

第二，清除政敌。一是清除党内分裂势力纳伊夫—达乌德集团；二是镇压1970年的未遂政变，消除前政府的军事力量；三是挑拨军人内部角逐，如国防部长哈尔丹·提克里特与内务部长马赫迪·阿马什发生派系之争，削弱军方势力，总统贝克尔控制国家。卡扎尔起义事件是伊拉克复兴党内部萨达姆为首的文官与哈尔丹为首的军方之间斗争的最高潮，斗争结果是文官一方取得优势，军队力量被文官控制，其首领就是贝克尔与萨达姆。

第三，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成立民族进步阵线。在伊拉克复兴党看来，增加各方力量政治参与度既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是权威合理化的标志。复兴党与伊拉克共产党的合作是扩大参政力量、争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1972年3月3日，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和伊拉克共产党建立民族进步阵线。各政党与派别在阵线内进行自由讨论的同时，也释放了被压抑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政党之间的紧张与敌对状态，扩大了复兴党的治理力量。该阵线客观上巩固了复兴党的支持基础，且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塑造了和平建设的环境。

第四，推动意识形态转型。一是将复兴党昔日颂扬的阿拉伯统一转变为强调构建以伊拉克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突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统一让位于接受单一国家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合作，其目标可以理解为成立各国都有自己行政机构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二是强调伊拉克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阿拉伯人的辉煌源于伊拉克的辉煌，这就是我们要把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不可征服的国家的理由。”三是将不同种族、宗派的团体团结起来。复兴党认为库尔德人也是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萨达姆曾经说过：“伊拉克库尔德人是6 000多年阿拉伯民族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四是突出萨达姆的个人地位。1982年召开的复兴党第九次地区会议将复兴党在伊拉克的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萨达姆执政前与执政后。萨达姆的发言与小册子成为该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文件，是伊拉克集体意识与认同的代表。

（三）推行石油国有化举措以实现经济独立

伊拉克实行石油国有化原因有三：一是复兴党在1968年通过政变上台，但其民众支持基础并不稳固，复兴党对政敌的严厉打击造成了恐怖统治的形象。由于没能控制石油资源，复兴党在经济上毫无建树，而国有化则是复兴党改善其政治形象、实现其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主要路径。二是国有化也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中应有的内容。三是通过国有化措施获取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不仅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众生活，构建福利型社会，增加政治精英的自信感。

实际上，复兴党的石油国有化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第一，复兴党政府完全控制了石油的产量和销售，石油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部门国有化之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改进石油设施，开发新油田，石油产量快速增加。到1979年，伊拉克石油产量比1965年翻了一番。伊拉克国民收入从1973年的14亿伊拉克第纳尔增加到1976年的44.7亿伊拉克第纳尔。伊拉克石油财富的涌入推动了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与社会富强，其影响深远。

第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政治意义。石油国有化举措意味着复兴党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物质财富，完成了卡塞姆、阿里夫政权一直想完成而未尽的事业，其“革命”与“进步”意义表现得更为明显。复兴党在国内赢得了左翼党派（如伊拉克共产党）等党派力量的有力支持；在国际上，伊拉克得到了阿盟和欧佩克成员的广泛拥护，欧佩克为协助伊拉克出售石油，禁止成员国超产。

第三，石油国有化使得国家财富骤增，在伊拉克出现了一个与领导层关系密切、与石油行业密切相关，并依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利益阶层。这些人主要来自提克里特、拉马迪（Ramadi）与摩苏尔地区。

（四）利用石油美元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高举石油武器，导致国际油价飙升。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1958年为2.44亿美元，1968年为4.88亿美元，到1979年增加到214亿美元。这次石油涨价对伊拉克复兴党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石油价格的飞速增长，使伊拉克复兴党牢牢控制了政权。

第一，行政机构人员增加，军队规模与费用迅速膨胀。1973年后，政府行政支出的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行政机构和人员。政府雇员的数量从1968年的276 605人（占整个劳动力的11%）增加到1978年的662 856人（占整个劳动力的20%）。军队规模从1970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80年的25万人。一位分析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收入的1/5用于军队事务。”

第二，复兴党力量壮大。1973年，复兴党简化了入党程序，复兴党党员的人数从1968年的5 000人增加到1978年的5万人，有50万的追随者。到1984年，复兴党党员和支持者分别达到2.5万人和150万人，成为复兴党控制伊拉克社会的一支基本力量。复兴党在乡村地区（包括库尔德和南部什叶派地区）都有分支存在，控制了工会、学生会与妇女联合会。

第三，培养青年才俊。1976年2月15日，萨达姆在伊拉克青年联盟会议上呼吁全社会“爱护阿拉伯民族的未来，让青年人健康成长。”伊拉克学生入学率提高，其中1980年的小学学生入学率比1950年增加了5倍，中学生增加将近10倍。

第四，注重提高民众福祉。复兴党政权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义务教育。1968年人均医生拥有量为1/4 200，到1980年为1/1 790；人均寿命也由46岁增加到57岁；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1969~1971年，复兴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作条件，促进劳工的社会福利。新法设定了工人工作的最长、最短时间，禁止雇佣童工，反对随意解雇工人。1971年，复兴党政府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国民保险计划，为民众提供养老金与社会保障。1968年到1980年，伊拉克各级学生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到1980年，伊拉克有100万中学生、10万大学生。通过以上措施，复兴党扩大了社会支持基础，缩小了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萨达姆总统的个人形象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暴君变成爱民如子的明君。

伊拉克复兴党通过扩大社会基础、建构魅力型统治、普及教育及推广科学观念，使伊拉克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成绩斐然，民众对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依附与精神寄托已经转移到复兴党的身上。由伊拉克复兴党指导实施的国有化运动、扫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自然把爱国主义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灌输到民众的心灵深处。由国家制定、实施和支持的社会福利、法律和教育制度也是促使伊拉克民众普遍接受复兴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伊拉克复兴党通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主宰了人民的社会生活，控制了伊拉克人民的感情。复兴社会主义使得新政权合法化的同时，还促进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并使现代化合法化。“民族”与“国家”融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的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伊拉克复兴党魅力型政府的能量达到最高峰，政治思想渗透与输入渠道畅通，在民众中赢得了自哈希姆王朝以来所有民族主义政府都难以媲美的政治合法性。

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

倒台之“训”

自1968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前夕，是复兴党在伊拉克政治治理的兴盛时期。两伊战争是伊拉克复兴党从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而海湾战争则开启了伊拉克复兴党的衰败之路，伊拉克战争则终结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政治生命。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倒台之“训”亦有四：

（一）盲目发动两伊战争削弱了复兴党治国理政的基础

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曾经指出：当国家对战争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时，战争有可能爆发。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中的失败者能预见到战争的代价，那么统治者只会发动那些改善其地位的战争。因此，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乐观的幻觉。两伊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伊拉克复兴党领袖萨达姆错误乐观主义造成的。伊拉克复兴党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也堵塞了中下层精英人士的治国理政参与之道。到1979年，伊拉克复兴党已经牢牢控制了政权。国家的决策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决策的科学性很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泛伊斯兰主义对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造成威胁，这是事实，但伊拉克复兴党应该对此进行理智的判断和精细的考察，而不是鲁莽地发动战争，其代价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衰朽。

伊拉克石油基础设施在两伊战争中破坏严重。战时海湾石油管道的关闭阻碍了伊拉克石油出口，石油收入锐减。两伊战争破坏了伊拉克南方的石油出口通道，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不能从海湾出口石油。1980年9月，伊拉克日产350万桶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为260亿美元。到1982年，石油日出口量降为100万桶。1987年，伊拉克石油收入仅110亿美元，相当于其战前石油收入的1/3。战争耗尽了伊拉克大约350亿美元的财政储备。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社会结构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两极分化，财富愈加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商人、承包商与地主因为复兴党政府在两伊战争期间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而暴富。二是这些暴富阶层与复兴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商业与企业精英大都是教派与宗派组织的首领，包括库尔德地主与合同商、富裕的什叶派商人与企业家。他们通过收买土地、购买政府工厂而富裕起来。三是战争削弱了妇女地位。复兴党鼓励妇女接受专业技能培训，进入工厂或学校。随着前线男性士兵死亡数量的增加，复兴党鼓励民众提高出生率，组建大家庭，要求每一个家庭至少要有5个子女。众多妇女因担心自己成为寡妇而推迟结婚，相当多寡妇或者残疾军人的妻子自己照顾家庭，艰难度日。婚姻的推迟、劳动力的损失及妇女负担的加重，这些都是两伊战争后伊拉克社会的悲惨景象。

两伊战争不仅削弱了复兴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解构了复兴党的社会整合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被削弱，复兴党仅能通过强制措施维护政权的生存。大多数什叶派教众都忠诚于伊拉克民族国家，但他们疏离于复兴党政权。国家整合力在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更为虚弱，复兴党唯有采取强硬措施方能对该地区施加影响。逊尼派教众尽管支持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但不满之声不绝于耳。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财政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债台高筑，但战绩乏善可陈。伊拉克的外部环境也很不妙，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中东地缘政治更加突出。伊拉克与美国关系恶化，石油市场轰然崩溃，都冲击着复兴党的政治稳定性。

（二）海湾战争受挫加剧了复兴党的颓势

1990年8月2日凌晨2点，伊拉克大军占领科威特，这从另一层面说明复兴党治理下伊拉克政治发展的弱化。萨达姆昔日抵抗伊朗什叶派的英雄形象已经损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敌人。国际社会的反应既迅速又充满敌意，这是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所始料不及的。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侵略行为，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同日，美国与苏联发表谴责声明。美国立刻冻结伊拉克的海外财产，其他国家群起效仿，强烈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海湾战争开始于1991年1月17日，结束于同年2月28日，共持续了43天。战争结果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打败，继而面临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

海湾战争后复兴党政治结构具有家族统治的特点，尤其在权力的最高层，血缘、婚姻等家庭纽带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复兴党政治的“家族化”特点在两伊战争期间已有所体现，国防、内务与工业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与萨达姆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到2003年，萨达姆家族控制伊拉克安全机构与军事机构的所有显要职位。一名埃及学者称，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是“共和国形式下的新君主政治。”

复兴党的支持基础十分薄弱。1991年后，复兴党政权的制度结构尽管得到重建，但仍处于虚弱的态势。1998年以后，什叶派与库尔德人在复兴党政府结构中的代表微乎其微。在高层领导中，包括革指会与地区指挥，61%是阿拉伯逊尼派，28%是阿拉伯什叶派，6%是库尔德人与基督徒。到2003年，复兴党丧失了70%的成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较小。

行政官僚机构逐渐萎缩。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占整个劳动力数量的168%，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的比率。日益低下的生活水准使得公务员与教师工资降低，他们必须兼职两三份工作才能勉强糊口，对本职工作则无法做到尽心尽职。

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来说，国际社会的制裁更是雪上加霜。一是在1990~1991年受到制裁期间，伊拉克石油生产下降了85%。1997年，制裁缓减后，石油产量再次增加。二是伊拉克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也急剧下降。海湾战争前，伊拉克人均收入达到2 000美元，而在1992年降至人均609美元。三是石油禁运带来人道主义危机。海湾战争前，食品进口占伊拉克消费量的70%，受到制裁后急剧减少，国内食品短缺。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定量供应制度避免了社会饥馑现象，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从以前的3 000大卡降到2 500大卡。食品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但高昂的价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由于药品与必要的设备供应稀缺，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近乎崩溃。四是制裁带来的最大挑战是高通货膨胀率。1993年，伊拉克遭受了恶性通货膨胀。战前1伊拉克第纳尔兑换3.2美元，而到1996年，2 600第纳尔才可以兑换1美元。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政治秩序混乱，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遭到破坏，复兴党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萨达姆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魅力的平凡化”问题。如果国民富裕，统治者就是成功的；如果国民贫困，统治者的情况就是令人遗憾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的忠诚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因此，魅力统治不是纯粹的理性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海湾战争的失败使萨达姆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宏伟夙愿化为明日黄花，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民众失去了吸引力，而这正是伊拉克复兴党构建魅力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化权力的缺失弱化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执政根基

在阿拉伯世界，伊拉克复兴党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主张集体领导，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拉克的政治变得纯粹与萨达姆个人相联系，萨达姆成为政权的最终决策者、“正义”的界定者和政策的设计者。甚至连萨达姆最亲近的高级官员也深知与萨达姆争论和持异议的危险，他们成为萨达姆政权吹鼓手。例如，前伊拉克工业部长阿德南·阿卜杜·马吉德·贾西姆（Adnan Abd Majid Jasim）给萨达姆发了一份电报，这一电报后来在伊拉克电台和电视台播发。电报称萨达姆是“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骄傲，是有良知的伊拉克人的希望。他是自由世界的榜样、高贵人民的领导人。”伊拉克前总理阿齐兹也颂扬萨达姆是复兴社会主义的“奋斗者、组织者、思想者和领导者”。复兴党的创始人阿弗拉克则将萨达姆描述为复兴党给伊拉克的“厚礼”、伊拉克给阿拉伯世界的“杰作”。革命指挥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扎特·伊卜拉欣·杜里（Izzat Ibrahim Duri）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治权力结构中是仅次于萨达姆的第二号人物，他对萨达姆推崇备至，公开称颂萨达姆为伊斯兰教的领袖，并将萨达姆与古代伊拉克传说中的英雄相提并论。易卜拉欣说：“伊拉克文明肇始于阿卡德的萨尔贡二世, 接下来是汉穆拉比、尼布甲尼撒，以后是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然后就是复兴社会党和萨达姆的诞生。萨达姆是复兴阿拉伯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辉煌的人物。”

亨廷顿曾言：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而对于伊拉克复兴党而言，它对于伊拉克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起到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但萨达姆接替贝克尔担任党魁后，控制和掌握复兴党，甚至出现萨达姆等于复兴党、复兴党就是萨达姆的局面，造成制度化权力的缺失。

一是复兴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必须有能力做到两条：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做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得以参与政治；二是缓减与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但复兴党党员唯萨达姆指示是听，导致他们阳奉阴违，漠视伊拉克社会各种集团与社会动员力量的要求，削弱了复兴党的特性。对萨达姆忠诚与否成为入党和晋升的条件，破坏了伊拉克复兴党的党性原则。伊拉克国内除复兴党以外的各种社会集团与力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

二是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创制政策，即难以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经济改革，也不能成功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权力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有助于政策创制。复兴党组织体制导致萨达姆个人智慧代替复兴党的智慧，个人独裁代替集体领导，难以作出科学的集体决策，达不到权力结构合理化，更遑论公平地分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

三是制度化的权力缺失。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萨达姆家族的个人利益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制度化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制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制领袖人物的权力，制度化建设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制度，但复兴党精英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就无从创造制度。制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家族统治盛行使得萨达姆周围形成了一个与萨达姆有血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决策圈，他们凌驾于复兴党和国家之上，其结果是伊拉克缺乏一种调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权力。

（四）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伊拉克的实践存在错位

复兴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并不都具有完整意义的合理性，而是具有正面和负面二元性特点。抵制大国干涉阿拉伯各国内部事务，追求独立自主与社会平等，努力发展经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都代表了阿拉伯民族的根本意志，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主张的阿拉伯民族统一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寻求阿拉伯统一的超现实性；过分强调“阿拉伯利益”而忽略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主权，模糊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利益界限；“民族高于国家”等观点都缺乏客观合理性。复兴党将阿拉伯统一作为对外目标，实现有别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阿拉伯的统一，认为“统一是阿拉伯人的生存问题”，“统一是目的，又是手段，社会主义是制度”，“统一高于社会主义”，没有阿拉伯统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等等。                          

强调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抵制殖民主义控制、推动一盘散沙的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自决中，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国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演化，伊拉克复兴党践行的阿拉伯统一基本主张已显得不合时宜。伊拉克复兴党并没有根据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流变对该理论进行改革或调整，而是狂热地追求阿拉伯国家统一，忽视国家民族主义的现实状况。更为极端的是，伊拉克复兴党领袖萨达姆甚至在“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口号下，与伊朗对抗，入侵科威特。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霸权行径，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损害了伊拉克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和号召力。其后果是使伊拉克遭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而且成为美国打击和军事干涉的历史原因，导致了辱国亡党的厄运。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主张阿拉伯国家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距离阿拉伯域内的基本国情渐行渐远。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实是：强调本国利益为上，国家认同优先民族认同。有学者形象地将阿拉伯统一事业看作是一堆零的简单相加。“如果三个零相加，和是多少呢？”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泛民族主义的优美说辞始终难以掩盖各自利益上的相互冲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以阿拉伯民族统一为标识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主题是阿拉伯兄弟团结一致，然而阿拉伯地区政治对现实利益的血腥角逐，与其他任何国家政治无异。急于推进阿拉伯整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变数陡增。

伊拉克复兴党倒台的

现实影响

2003年3月20日，美、英等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4月9日，巴格达被攻占，伊拉克复兴党政权随即宣告垮台。2003年5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分别宣布了两项命令：禁止前复兴党的高阶党员在新政府任职；解散伊拉克原有军队、情报系统等组织，并建立伊拉克“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其中第1号命令旨在整顿公务员系统，解除复兴党领导层职务，防止其在伊拉克新政府中担任要职。第2号命令解散了原本由伊拉克复兴党把持的武装组织，彻底摧毁复兴党的有生力量，杜绝复兴党重新掌权。伊拉克实行“去复兴党化”（The de-Baathification）政策，意味着复兴党是非法组织，所有复兴党党员须向美军报到，并限制部分复兴党党员重新进入政府任职。伊拉克复兴党的倒台和“去复兴党化”政策对伊拉克本身、域内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去复兴党化”政策使国家治理失序

阿拉伯学者阿卜杜·贾布尔·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认为，美国刚刚推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旋即实行“去复兴党化”的政策是一种过于草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战后伊拉克国家秩序的长期混乱。“去复兴党化”政策使得国家治理失序，政府难以有效创制政策，遑论突破战后重建的困局。

第一，未能建立科学的审查体系去评判复兴党官员，模糊了审查的重点。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占领者若想使被占领地区的官僚体系继续顺利运作，他只需更换最高官员，维持其他各级官员正常运转即可。因为这关系到有关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被占领地区各派别的切身利益。”但伊拉克推行的“去复兴党化”则较为激进，将原有官僚体系全盘打乱。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在审查复兴党党员时，并非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是否曾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等内容，而是依据个人在公务员系统或复兴党党务工作中的职务级别而定。原复兴党党员级别愈高，则所受审查愈严格。根据全国“去复兴党化”委员会统计，2003年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时，至少有40万伊拉克人属于复兴党系统中的高级党员，约15万人在公职部门工作，25万人供职于军队或国防部。其中，在公职部门中至少有6.5万人属于“支部级”以上党员。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本应在合理审查后加以利用，成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生力军，但“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对所有高级党员执行“一刀切”政策，将其排除在国家重建进程之外，对其就业施加诸多限制，更无法参与选举。究其目的，“去复兴党化”并非为审查旧政权的施政不当，而是人员清洗，打击复兴党势力，防止其再度掌权。

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坛成为伊拉克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名利场。2005年10月，伊拉克颁布了新宪法，其中第135条的第一、二、六款规定：全国“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将持续存在，直到它完成自身的使命。名义上该组织需接受议会的监督。受“去复兴党化 ”影响的个人禁止担任总统、总理及议会职务，禁止担任同等的司法和行政职务。“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在伊拉克政府的各部门设置了分支机构，确保“去复兴党化”进程得以长期推行，强化了委员会的权力和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长期以来全国“去复兴党化”委员会直接干预伊拉克的选举和司法程序，严重影响了战后伊拉克的政治重建和政治秩序。以2005年伊拉克议会选举为例，在选举日前的几周，全国“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向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发送了多份名单，禁止约170名候选人参加选举。随后，经独立选举委员会核实，其中约130人因教派斗争和党派分歧而被列入禁选人名单。因此，全国“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对选举程序的干预，实质上成为不同派别之间相互打压的工具。

第三，冲击了伊拉克的法治建设，过度政治干预妨碍了正常司法程序的运行。由于司法独立的需要，外部行政机构不应强行调任或解聘司法人员，干预司法程序。但在“去复兴党化”的意识形态之下，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对所有法官和检察官设置了审查程序，在各级法院设置分部。与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不同，前者仅对高级党员提出限制，但法律系统则需清除所有前复兴党党员，不仅局限于高级党员。在萨达姆时代，多数法官和检察官皆是复兴党党员，因此伊拉克战后的法律系统也近乎重组，埋没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各公职系统中被除名的前复兴党党员皆是直接开除，没有机会对不利证据进行质询，更无上诉可能，这种规定有违司法公平。

第四，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混乱。对伊拉克公职系统的大规模清洗，使得政府可调动人员及国家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特别是教育部门深受其害，由于伊拉克的教师多为复兴党党员，战后“去复兴党化”导致伊拉克的教务系统难以运作。这种仅通过党员身份来判断个人的审查方式，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因为人们被解雇的依据是党员身份级别，而非能力。“去复兴党化”的政策未能为日后政府人员招聘建立明确的标准，同时消耗了伊拉克战后重建急需的人力资源。毋庸置疑，“去复兴党化”造成伊拉克战后国家秩序重建步履维艰，错过了战后政府推行改革的机遇期，实际上是对国家实力的内耗。

（二）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权力格局逆转

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前，尽管复兴党党员多为什叶派，但逊尼派在复兴党高层、军队和安全部门中占比更高。党内权力被逊尼派精英所垄断，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周围，对特定部落和逊尼派力量的扶持确保了萨达姆集权统治的稳定。复兴党数十年的压制性统治和国家治理，打破了伊拉克各族群的集体身份认同，伊拉克民众逐步形成伊拉克国家认同。但复兴党政权垮台后，政治局势的不明朗使得以教派认同、族群认同为基础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再度割裂。由于“去复兴党化”的推行，大批逊尼派党员被排斥在政治建设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由什叶派控制的新政府。这种权力对调模式使得逊尼派一夜之间从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

第一，逊尼派政治精英与伊拉克政府渐行渐远。复兴党倒台后，伊拉克逊尼派反对美国等外部力量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加之，因逊尼派政治精英与复兴党关系密切，许多逊尼派领导人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故而，逊尼派精英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参与度降低。战后伊拉克已举行多轮大选，逊尼派精英控制的省份投票率始终不高，这种作壁上观的客观情势使得逊尼派缺乏政治话语权。伊拉克逊尼派不相信大力倡导“去复兴党化”的新政权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愈发不信任中央政府。在军事力量方面，什叶派拥有国家认可的民兵武装，即人民动员部队（al-Hashd al-Shaabi或PMF），库尔德人也拥有佩什梅加部队，但伊拉克新政府却无视逊尼派武装的资金和武器需求。逊尼派力量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进一步离间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教派矛盾衍生为中央与地区的对抗，促进了诸如伊斯兰国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崛起。

第二，逊尼派内部分歧严重，无法有效动员群众参政议政。伊拉克战争后，大批逊尼派领导人被边缘化，其中一些或被驱逐至国外，或被监禁，客观上造成逊尼派公民失去了参与政治进程的动力。逊尼派内部在是否与中央政府展开合作，是否组建逊尼派政党联盟以凝聚力量等问题上矛盾重重。

第三，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暴力升级。阿拉伯变局爆发后，伊拉克逊尼派控制地区随之出现了多起抗议活动，激进分子渴望构建逊尼派的政治话语体系。伊拉克安全部队通过武装镇压的方式平息了抗议，政府认为多名抗议者与“基地”组织有关，将其作为恐怖分子抓捕审讯。2015年4月，被“伊斯兰国”占领近一年的伊拉克北部重镇提克里特获得解放，随即出现了什叶派民兵的报复性杀戮事件，并在提克里特公然抢劫和焚烧建筑物。2016年1月，人民动员部队在迪亚拉省焚烧逊尼派清真寺并袭击逊尼派公民。

伊拉克战争后，逊尼派领袖将 “去复兴党化” 描绘成 “去逊尼派化”，认为“去复兴党化 ”已成为防止逊尼派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教派工具。但从根本上说，复兴党被解散后，逊尼派政治势力始终未能自发融入新的政府系统，与政府的关系长期处于合作和脱钩的循环往复之中，而什叶派势力和库尔德人则借机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力量的逆转导致战后伊拉克逊尼派陷入发展困境，中央政府难以弹压教派冲突，中央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形成权力真空地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散提供了土壤。

（三）加剧了中东域内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伊拉克复兴党的垮台使得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试图在伊拉克推广民主化改造，但未能将战争的胜利成果转化为治理优势，最终为中东地区局势注入多重不稳定因素。

第一，以伊拉克复兴党倒台而肇始的美国“大中东民主化”成为阿拉伯变局发生的远因。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强人政治”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萨达姆之于伊拉克、卡扎菲之于利比亚。这一类型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致力于塑造个人“魅力型统治”，依靠这种方式，其执政初期政府往往能够最大化地凝聚力量，有效地创制政策，大力推进国家建设。但“魅力型统治”的塑造与高度个人集权相伴而生，权力日渐收拢于一人之手，国内政治生态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领袖处于统治核心，其部落、家族亲信紧密团结在领袖身侧，反对派受到排挤和打压。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国家发展陷入“不动则僵，动则生乱”的两难境地。因此，民众迫切渴望统治者正视社会改革诉求，切实采取行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照搬欧美经验，对伊拉克进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造”。虽未能成功完成民主改造的任务，但不可否认，伊拉克复兴党的垮台使得中东反美势力不再是铁板一块。美国以伊拉克为缺口，瓦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自由，民主”的呼声逐步响彻整个中东地区。肇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变局，由突尼斯起始，迅速波及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变局的发生，造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中东局势再度陷入失序的窘境。究其根源，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外部势力过度介入中东事务正是搅乱地区局势的罪魁祸首。

第二，“伊斯兰国”借势兴起。对中东地区局势而言，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垮台使得中东地区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整合，域内不稳定因素陡增，恐怖主义滋生。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不仅威胁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自2013年始，“伊斯兰国”陆续占领了伊拉克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的大片地区。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又逼近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市郊。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开始对“伊斯兰国”进行武装清剿。2017年，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伊斯兰国”已被剿灭。但时至今日，其残余力量仍在中东地区流窜，威胁地区安全。巅峰时期的“伊斯兰国”实际控制了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数百万人口，吸引数万名外籍战士加入其中，并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伊斯兰国”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占有资源最充足、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极端恐怖组织。伊拉克复兴党垮台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不仅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提供生存空间，同时变相为其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伊斯兰国”的前身实质上是“基地”组织的分支，在伊拉克长期存在，复兴党垮台后该组织动员大批前复兴党军官加入。这些军官由于“去复兴党化”的影响，被排除在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之外，因此选择加入“伊斯兰国”谋求生存，实现政治抱负。他们加入后迅速成长为“伊斯兰国”的骨干力量，多数人进入组织的安全、军事、财政等核心部门供职，为“伊斯兰国”带来了前复兴党的管理模式、情报运作模式、军事训练模式等核心技术。同时，他们提供了走私贸易的基本渠道，这些走私渠道多为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复兴党为逃避国际制裁而发展起来，如今再度为伊斯兰国的非法石油贸易提供了便利，使“伊斯兰国”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

第三，伊拉克复兴党倒台后的难民潮增加了中东国家的治理难题。现代中东地区共经历过3次大规模难民潮：数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巴勒斯坦难民、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伊拉克难民，以及叙利亚内战后形成的叙利亚难民。这些难民为求生存，不得已逃往邻国或欧美国家，形成外溢效应。在缺乏物质财富的情况下，难民面对国家剧变备感无措，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融入新的国家，他们的到来为地区注入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为此，中东各国政府针对难民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试图消弭由于身份认同问题引发国家解构的风险。

第四，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形成了鲜明的什叶派弧形带。伊拉克复兴党执政时期，逊尼派掌握党内领导权，因而叙利亚、伊朗作为什叶派政权的代表始终与伊拉克摩擦不断。复兴党垮台后，伊拉克新政府转为什叶派主导，迅速改善了同叙利亚及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拉克西邻叙利亚，东接伊朗，以其为桥梁，加上叙利亚的邻国黎巴嫩，中东地区的四大什叶派国家得以顺利联通，真正构成了状如新月的“什叶派弧形带”，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均产生较大影响。

（四）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深度演化

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美国试图将伊拉克改造为地区民主化样本，但最终并未实现“由乱到治”的改变。国内矛盾、地区分化的问题在战后走向复杂化，外溢效应最终影响了战后全球安全局势的演变。

第一，美国单方面绕开联合国，以反恐为名清除复兴党政权，实质上暴露了其霸权主义行径，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但实现了控制中东的目的。“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因此其高举反恐大旗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响应。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彻底展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清除反美政权的真实目的，使美国饱受诟病。不可否认，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后，伊拉克成为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桥头堡，被美国改造为坚实的盟友，从而使得美国势力在中东得以全面渗透，并长期干预地区事务。

第二，中东反美主义思潮更为严重。由于起初的政策误判，“去复兴党化”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混乱。“去复兴党化”的推行导致伊拉克社会大规模的失业，原有的精英阶层被清除出国家领导层，公务员系统、国家安全系统面临大换血。这种社会阶序的重置破坏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基础，并制造了更多的反美斗士。尽管美国收获了亲美的伊拉克政府，但多数伊拉克民众将社会矛盾归咎于美国的武装干涉，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美国不仅未能在伊拉克求得民主改造的突破，反而付出了惨痛代价。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期间，针对美军的袭击时有发生，高昂的军费开支、不可挽回的生命代价使得美国民众不再相信政府鼓吹的“大中东民主化”改造，要求美国撤军的抗议频发。因此，美国选择从伊拉克撤军。

第三，美国与欧盟、俄罗斯关系裂痕加大。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势力范围明确，双方素来在中东有自己的利益主张。美国多年来奉行单边主义立场，罔顾欧盟国家的利益需求，使得美欧的矛盾愈加表面化，深层隔阂日益凸显。作为美国战略盟友的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后，法、德主导的欧盟无视已成立的北约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双方合作中的利益考量。对于俄罗斯而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俄、美立场进一步对立。美国完成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占领，扩大自身势力的同时挤压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施展空间。同时，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成功意味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把持在美国手中后者可以更便捷地操控国际油价。对俄罗斯而言，石油出口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油价的涨跌直接影响俄罗斯的经济能否正常运转。因而，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美、俄在中东事务、国际油价上的矛盾必将长期存在。

结  语

伊拉克复兴党兴衰成败的历史变迁既具有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也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流变史上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就伊拉克复兴党产生的历史渊源来说，它本身是反对外来压迫的产物，“它是借西方标准和价值观来与西方进行斗争的”。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抗的情绪，反抗外来压力和争取民族解放是激活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基因。然而，随着反殖等历史任务的完成，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面临着理论基础重构、奋斗目标重塑和历史任务重定等诸多命题。

第一，尽管后冷战时代的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国际关系等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努力，但是从理论命题的实践后果来说，离全球化发展预定的客观需求目标还很遥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只有在打动大众心弦、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阶层所接受并深受鼓舞时，才能扎下根来。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后的复兴党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发展不自觉性、对民众的强迫性、文化内涵先天不足的表象；在理论层面则渗透出缺乏凝聚力、兼容力和更新机制的特征。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冲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国家主义等族裔冲突大漩涡与民族认同危机成为伊拉克复兴党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

第二，虽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结束了复兴党在伊拉克30多年的统治，但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在伊拉克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失败与破产，叙利亚复兴党的继续执政证明它不会从此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这也昭示着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宏观背景和大趋势下，复兴党民族主义应该不断完善改进自己的理论，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

第三，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复兴党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盖尔纳曾经指出：“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不存在的民族。”这一提法尽管略显粗暴，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谁是阿拉伯人”的定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并不是宗教性质。“阿拉伯社会”是指说阿拉伯语、采用阿拉伯文化、自觉感到属于阿拉伯民族的特定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中有一些并不是穆斯林。复兴党作为一种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像则是活生生的民众与具有边界的国家，其主张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尽管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但作为民众的想象会一直印在阿拉伯民众的脑海之中，并深刻规范着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方向。

作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在中东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复兴党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凯杜里所描述那样非理性、狭隘的、仇恨的和破坏性的，也不像安东尼·史密斯所认为具有巨大的人道化与文明开化作用，而是具有双重性。实际上，复兴党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可以与不同的奋斗目标的行为体相结合，体现出不同的内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繁荣的保证书，或者是可信任的好政府的保证书。它像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能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复兴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也将表现出这种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在叙利亚继续执掌政权，对中东局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它受到遏制，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会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生长和衰微、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下降，正是全球化过程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和对民族主义进行挑战的基本形式。复兴党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也可在“中国知网”查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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